中外合作办学如何提质增效

人民日报记者  张烁

今天，《人民日报》在教育版头条刊发了该报资深记者张烁对闭幕不久的第八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所作的长篇采访和深入报道。此前，张烁采写的《第八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举行》已在人民网报道；人民日报的本次长篇报道更加深入。报道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而中外合作办学在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中担当着重要使命。《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一年多来，中外合作办学在加强顶层设计、制度创新、过程监管、党的建设、理论支撑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一些问题也日渐凸显；当前，应破解布局之困、教学之忧、师资之难。

2010年3月，《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发布了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成立的消息；多年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研究中心5篇理论文章，用了近半版篇幅发布了该研究中心研制的国内首份《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报告》；多次报道研究中心的学术进展以及中心发起的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国第一大报，世界十大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在中外合作办学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过程中鼓与呼，在影响政府决策、指导办学实践、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凝聚的强大正能量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教育是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促进各国人民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使命。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一年多以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在加强顶层设计、制度创新、过程监管、党的建设、理论支撑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一些问题也日渐凸显，比如布局之困、教学之忧、师资之难。日前，第八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在福建举行，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就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展开了深入思考。

办学布局怎么避免“一窝蜂”？

9月中旬，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在悠扬的《喀秋莎》中拉开帷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所中俄合作大学，收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开学典礼致贺辞。

如今，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有2572个，在校生规模近60万人。从区域分布上看，中西部地区高校获批的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每年均占总数的50%以上，渐趋合理，但其他方面的“布局”问题仍令人担忧。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会理事长林金辉介绍，截至2016年底，在学科专业布局方面，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工学约占37%，管理学约占26%，两者合计约占63%，而法学、历史学均在2%以下；在层次布局方面，研究生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占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20%，其中大部分是硕士层次项目，博士层次项目不到20个。

这样的布局，显然有点“一窝蜂”，怎么办？“中外合作办学要加强顶层设计。”林金辉建议，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应科学谋划学科专业布局，重点加强国家急需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类专业建设，进一步严控商科、管理学科、国家控制布点学科的中外合作办学，避免出现新的专业扎堆现象。同时，应进一步开展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在中外合作办学中，最需要引起重视的，还有“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不均衡。2011年成立的老挝苏州大学、赴马来西亚办分校的厦门大学都曾引起高度关注，但更多高校的境外办学以项目模式为主。有专家强调，今后应统筹设计“引进来”与“走出去”，在管理体制机制、质量评价体系、学历学位颁发及认证等做好顶层设计。

“我们应该逐步提升自身面向国际教育的供给能力，特别是在输出上有所作为。”上海大学副校长龚思怡认为。当前，上海大学已有悉尼工商学院、巴黎国际时装艺术专修学院等中外合作办学的二级学院，接下来，学校计划到悉尼办学。

教育教学怎样做到“名副其实”？

“我在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课本是中文的，老师也是外聘的中国老师，压根并没有所谓的先进国外教育理念，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教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抱怨。

很多人了解中外合作办学，始于它“不出国门的留学”的美名。如果不用走出国门，省去高昂开销和各种不便，又能享受到国外顶尖大学资源，多好！可现实中，总有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有专家指出，当前，我国许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引进了外方合作高校的一些教学模式，采取了一些课程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及教学管理的改革措施，却因得不到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支持而难以坚持，导致成效不大、进展不快，甚至半途而废。

为何这样之难？“在具体合作中，外方负责提供与自己本校相同的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及师资，中方提供校园设施和行政后勤管理。但外方普遍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硬件设施要求较高，中方很难测算外方的实际投入，双方很容易在核心价值和利益分配上存在分歧。再者，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规范性不够，对各国教育体系缺乏了解，仅仅局限于课程嫁接，很难建立符合双方实际的质量标准。”一所独立法人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校长袒露。

“中外合作办学进入提质增效的关键期，提质增效的核心正是课程、教学与师资。”林金辉表示，从近期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动向看，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工作重心开始下移，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相关措施在不断完善，引进课程的标准也在探索和制定中。

今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把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到与高等学校传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并列的高度，“这一突破性的提法，是对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的要求，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新机遇。去年，教育部学位中心首次把中外合作办学纳入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这也是一个强化‘双一流’建设中中外合作办学作用的强烈信号。”林金辉指出，中外合作办学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辐射机制”和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天然优势，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师资“短斤缺两”怎么办？

外教老师什么样？在不少学生看来，“空中飞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描述再恰当不过。在一些非法人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中，有的“飞行教授”来华教授一周就算完成一个学期的教学时数，质量堪忧。

“我们学校有法国教授来上课，但因为他不常住，一门课两周甚至一周就要讲完，在纯法语授课的环境下，我们要花大量时间去吸收、学习，更谈不上像法国学校那样，享受一名项目老师只带一名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利用工厂、实验室等资源。”在某高校与法国合作办学的学院里，一位学生告诉记者。

引进师资数量和质量“短斤缺两”，“飞行教学”所占比例屡破“红线”，临时招聘、滥竽充数现象时有发生……怎么办？要知道，不管是“教什么”还是“怎么教”，最终都要落实到“谁来教”。

“师资质量问题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牛鼻子’。”林金辉认为，当前，应着力完善提升师资质量的政策制度和保障机制。一是完善包括退出和禁入制度在内的中外合作办学师资准入制度。应着手研究制定中外合作办学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外籍教师资格认证体系；加强聘任考察和考核，加强岗前培训和师德教育，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把关上采取“一票否决制”和建立“黑名单”制度。二是研究制定调整师资结构的政策措施，逐步优化中外合作办学师资教龄、年龄和职称结构。三是建立中外合作双方教育机构在师资建设方面的实质性合作与交流机制，加强高水平师资海外培训、联合培养、互训互用。四是完善保障措施，改革中外合作办学收费审批制度、健全检查审核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办学单位教师发展经费使用的科学性和自主权，提高教师教育教学实验和科学研究的质量。五是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成功经验共享机制。

“我校师资数量定为250人，但曾经只有150人。学校不会为了尽快补充发展规划中预设的学科招聘岗位，降低招聘的质量标准。”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表示。

“不少办学单位在师资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应着力建设中外合作办学名师工程、精品课程，开展示范性建设，评选优秀教师，使师资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增进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林金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