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Ruth Hayhoe（许美德）是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曾多次来中心作学术报告、指导博士生及出席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她曾任加拿大驻华使馆教育参赞，香港回归后的香港教育大学（原教育学院）首任校长；是早期中外合作办学的有力推动者和重要见证者。
日前，Ruth Hayhoe接受了《世界教育信息》记者专访。在访谈中，她详细讲述了她所见证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并对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和未来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世界教育信息》是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的半月刊，是教育部所属的国际教育指导性刊物。该刊2017年第1期全文发表了这篇专访。
当前，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中外合作办学进入了新的、关键的发展时期。Ruth Hayhoe在专访中阐发的观点对中外合作办学科学研究乃至于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本期新闻全文转载这篇专访，并附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名单，供广大中外合作办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考。
本中心国际顾委会委员Ruth Hayhoe：谈中国教育国际化
见证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走出去
《世界教育信息》：您从20世纪60年代就来到中国，能否跟我们描述一下您所见证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Ruth Hayhoe：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我目睹了中国大学的很多变化。在课程方面，中国高校开设了很多新学科，如管理科学等，且不断面向国际化。加拿大与中国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管理科学学科方面的，当时大概有11所加拿大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在中国联合开设了最早的MBA课程，培养相应人才，帮助中国的公司走向国际舞台。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在校园建设方面增加投入，新建了很多校园、教室、教学设施等。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大学。中国大学有一段时间不太愿意扩大招生规模。到1999年，中国下定决心扩大高等教育招生，招生人数在6~7年内从300万上升到3000万。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过程，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促进了平等，如使得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另一方面提升了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改善了中国产品的质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除此之外，中国高等教育还有一个重大转变，即孔子学院的发展。一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吸收国外先进教育思想、赶超国外先进教育水平，但大概从2004年开始，孔子学院不断得到发展，中国不再仅仅是被动地学习国外，而是会将自身介绍给国外。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留学生的第三大国家。
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想要了解中国，想知道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这么成功，没有哪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速度比中国快。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但仍然很了不起。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教育的投入，没有教育的投入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学者要对这些情况进行思考和总结，并将有益经验介绍出去。我认为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思想、家庭的团结、人民努力向上的精神等；二是政府有力的领导，政策推动力度大，全国能够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情。当前，有些学者比较追求排名，我认为应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思考怎么将中国的经验介绍出去，思考并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过程。例如，现在中国在非洲开展了很多项目，包括孔子学院、大学间的合作、中小学支持项目等。中国的大学应重视对外援助方面的发展，但很多大学对此不够重视，而是将过多精力放在论文的发表等方面。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很值得研究，很值得参与。
《世界教育信息》：当前，孔子学院引起了一些争议，对此您如何看待？
Ruth Hayhoe：我特别欣赏孔子学院，当然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此有一些怀疑，即怀疑中国利用文化传播来进行政治控制。我想，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孔子学院不够了解。孔子学院在东南亚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我认为，中国作为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没有文化外交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中国的文化外交和西方的不一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是通过政府机构，如大使馆来推动文化外交，由政府提供奖学金、培养外教等。中国政府则将这项工作委托给了大学、非政府组织等，如孔子学院就是通过国外的一所大学和中国的一所大学开展合作的这种模式发展的，且由汉办外派管理人员和教师。这是一种民间的文化外交，可以说比西方的文化外交模式更开放。问题肯定会有，但我认为整个过程是很好的。我个人这么多年一直被中国的文明所吸引，现在能够看到中国这种真正的文化外交，我很高兴。
将更多的中国教育文明介绍给国际领域
《世界教育信息》：对于中国教育的“走出去”，您有什么建议吗？
Ruth Hayhoe：中国在30年内由一个闭塞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等都取得了巨大进步。高等教育也在7年之内实现了大众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者一方面要将中国的教育文明介绍给国际领域，另一方面应思考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发展对中国改革所作的贡献。很多国家都希望获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成绩，但是往往做不到，所以很需要中国的教育学者去解释中国的教育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教育，及其发展过程。
很多学者批评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但是，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很多、很明显，但政府会考虑如何解决问题。因此，中国的很多课程改革值得研究。例如，我特别欣赏华东师范大学的叶澜教授提出的改造学校的办法——生命-实践教育，具体做法是整所学校考虑怎么把课程、学校环境根据其本身的特点进行改造，而不是学外面的模式，然后一步一步改造学校自身，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思维、自己的精神。我认为，这就是根据中国自身文明经验来对学校进行改造的做法，很值得介绍给全世界。其实，中国有很多良好的教育经验值得介绍给世界，如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当前，我花费很多时间编一本全英文的学报——《中国教育前沿》（Frontiers of Educationin China），每年出版4期，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希望通过这本学报将中国的教育实践、教育理念、教育成就等推向国际领域。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一些人可能外语很好但不一定了解中国的教育，而了解中国教育的人，外语不一定很好，希望更多的学者同行加入。
《世界教育信息》：您在会议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师范大学发展模式，能否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Ruth Hayhoe：西方国家很多人不太了解“normal”（师范）的含义。19世纪末，基于现代化需要，中国开始设立师范学校，现代的学校需要现代的教师。日本之前也设立了多所师范院校，后来受到美国的影响，将之取消了，之后设立了教育大学。师范院校不受传统西方大学影响，不是专门化院校，非常重视跨学科，可以培养一些新的学科和人才，我认为这是亚洲特色。在大学排名方面，很多人追求综合性大学，我觉得中国可以推出另一种模式——师范大学。师范大学的类型在全球是不完全一致的，有很多特点和好处。
期待中国的大学多思考自身职责和任务
《世界教育信息》：当前，中国正积极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对此，您有什么具体的看法和建议？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您有何期待？
Ruth Hayhoe：对于这项新政策，我还不是特别了解，在这里仅根据我有限的了解谈谈我的认识和看法。在我看来，之前“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的申请机制很不一样。“211工程”大学要先由学校申请，再经过审核，我认为是比较公平、公开的过程，每所学校都有机会申请。根据该机制，我们可以预料到哪些学校可以入围，而也有一些学校是我们没有预料到但经过自身努力提升到相应水平而入围的。“985工程”学校最初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然后发展到9所，且其中6所为工科性质的大学，只有3所是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即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之后，这些大学变得越来越综合化。后来，很多大学努力加入“985工程”大学行列，数量增长到39所。我个人认为，这个过程不太公开。因此，我认为，“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在于“谁决定”的过程，即能否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选拔机制。我觉得这个意愿很好，加拿大也是这样，因为很多小规模的大学不可能进入“211工程”“985工程”等类型的大学行列，但其可能有几个领域或某个领域特别杰出、特别优秀，应该给这些学校一些机会，使其得到承认、得到支持。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我觉得不应一味地追求一流大学，应该思考应为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包括给国际领域做出什么贡献。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等方面已经发展得很成功，应该考虑自身应承担怎样的职责和任务。由于一味地追求排名，一些学校所开展的帮助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的项目可能被忽视或不被承认，因为这些不被列在大学排名指标中。盲目地追求大学排名可能使得大学脱离服务本地、本国、国际有需要领域的任务，这是我所担心的。希望中国的大学多思考自身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而不是“名誉”。
文章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17年第1期
采访、整理/吴婷蒲丽芳马子悦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
2013年12月8日，全国第四届中外合作办学年会开幕的前一天，厦门大学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隆重举行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立大会。12月9日年会开幕式上，时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时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生建学共同为国际顾委会委员颁发了聘书，与会400多位代表见证了聘书颁发仪式。成立大会前一天，杨振斌会见了出席成立大会的国际顾委会委员。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教授主持国际顾委会成立大会。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生建学出席国际顾委会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对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及其国际顾委会的工作提出希望、要求和指导意见；教育部国际司涉外办学处处长闫炳辰出席会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教育部思政司、学生司原司长瞿振元担任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第一届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著名教育家、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组原召集人潘懋元担任国际顾委会名誉主席。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是一个汇集国内外教育界著名管理者、学者和优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负责人的智慧，为本中心长远发展出谋献策的高端咨询委员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参与研究中心战略规划，重大发展项目审议，指导中心发展规划的改进，就中心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品牌建设等重大战略问题提出咨询意见，促进中心与国际著名教育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帮助中心建立长远发展所需的资源网络。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在国际顾委会指导下，将通过自身不懈努力，继续保持在国内的领先地位，不断扩大国际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把中心打造成全国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重镇”，进一步发挥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咨询的“智库”作用，为中外合作办学持续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专业支持和人才保障。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
委员名单（21人）
一、主席
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教育部思政司、学生司原司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名誉主席
潘懋元，著名教育家、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组原召集人。
三、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1.王大超，沈阳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王立生，教育部学位中心主任。
3.车伟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
4.Gerard A. Postiglione，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香港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5.白章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原主任。
6.生建学，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
7.华长慧，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8.仲伟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9.Ruth Hayhoe，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陈国龙，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1.陈笃彬，泉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2.俞立中，上海纽约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3.查强，加拿大约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美比较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分会共同主席。
14.高宝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教育研究》杂志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
15.袁新文，《人民日报》政文部副主任，高级记者。
16.龚宁，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
17.黄红武，福建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福建省教育厅党组书记、教育厅厅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8.黄福涛，日本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19.程介明，香港大学原副校长、校长资深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
20.潘懋元，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组原召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教育家。
21.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教育部思政司、学生司原司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